王四一靠触觉和嗅觉能辨别不同报纸。马燕 摄

　　 黝黑的脸庞上，挂着朴实、知足的微笑;粗糙的双手，麻利地完成着拿报、递报、找零一系列动作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恐难相信面前这名中年卖报者，竟是一位出生就失明的盲人。近日，记者在南京中华路和府西街交界处，无意中发现了王四一的这一特殊报摊。

　　靠摸嗅听辨别各种报刊

　　多年的卖报经验，让王四一琢磨出一套“绝技”。记者拿了份晨报让他猜，他先是上上下下摸了一遍，然后把报凑到鼻子前一闻，“是晨报!”记者又换了一份扬子，他也很快就能识别。“每家报纸的‘体型’和油墨味不一样，纸张质量也不同。”王四一解释说，“晨报跟扬子的油墨味不同，一个浓些，一个淡些。纸张质量扬子是最好的。”

　　“找钱也有窍门。”王四一接着主动从他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枚五毛硬币，又从右边口袋掏出一毛硬币。“一元的和五毛的好分，大小轻重不一样。但五毛的和一毛的硬币大小差不多。”说着，他把一毛硬币叠在五毛的上面，可不，五毛的就仅大出一个边。对健全人来说当然一目了然，可盲人怎么分呢?“摸摸边上有没有螺纹，一毛的没有，五毛的有。”

　　除了灵敏的触觉和嗅觉，王四一的听觉尤其好。在记者采访他的过程中，不时有路人来买报，一男子骑车过来迸出五个字，“两份，加参考!”王四一并未多问，左一下右一下，从摊子取了扬子和快报，再从中间拿了份参考消息递给来人。来人抓了就疾驰而去。

　　卖报的收入怎样?王四一说，从1992年开始卖报，1995年有了这个小摊，可以说能自食其力。“最多的一天，我卖过500份《扬子晚报》呢!”王四一告诉记者，他的小摊，也见证着媒体竞争和读者口味的变迁。现在除了报纸，他还卖杂志，“《瑞丽》白领喜欢看，《读者》和《青年文摘》是大众读物……”另外，“现在南京城市变化快，外地人对地图的需求量也很大，我也会卖些地图。”着实如此，在记者采访他时，就先后过来三个问路的，王四一都给出了“正确答案”。

　　盲校教会他做人要宽容

　　1962年，王四一出生在老城南的一个普通家庭。家里连续生了两个女儿，父亲41岁得子，干脆用“四一”起名以示快意。可让大家难过的是，王四一生下来就是个盲孩。

　　王四一在南京盲哑学校(现为南京盲童学校)上到初中。在那里，他学习了盲文，最喜欢数学和历史。盲校还教会了王四一做人的道理，“老师说，要‘宽让窄’，条件好的要让着条件差的，就是说做人要宽容。”

　　遇到暴风雪也正常摆摊

　　自立自强和做人宽容，是他一直坚持的信条。1992年，当他决定靠卖报谋生时，身边很多人不相信，有人甚至打赌他顶多撑1个月，但凭着股子倔劲。王四一就是要卖，还反击人家，“卖1个月?我起码卖10年。”

　　王四一回忆，说这个“大话”是因为听说之前也有盲人卖过报。说是这么说，做起来确实难。多少次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人家都回家躲雨，他还得等报纸卖完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只有塞在雨衣胸口处的报纸是干的。

　　“今年1月28日，下了几十年罕见的大雪。我跟平常一样，凌晨4点多起床出门，一脚踏下去，才知道雪有尺把深。没有公交车，又冷又滑，我从杨公井走到三山街，用了1个多小时。送报的也比平常迟，从6点多等到8点多才来。错过了早高峰时间，一天下来剩了3/4没卖掉，是我卖得‘最差’的一天。”但即便这样，下暴雪的几天里，他也没停止摆摊卖报。

　　为灾区流泪捐了200元

　　如今，一晃16年过去了。王四一告诉记者，“唉声叹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能自己振作精神。生活，还是很美好的。”说着，王四一从身背的“百宝囊”中，像变戏法一样，掏出了一块电子手表，随手一按，手表播报——“现在时刻，十一点十分。”接着，又“变”出一个手机。记者拨打了他的手机，马上听它“说”出记者的手机号码。“你看，现在，有盲人手表、盲人手机，还是挺方便的。

　　汶川大地震也牵动着他的心，王四一说，对自己生活的坎坷，他不曾哭过;可知道地震那么多孩子失去父母，那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截肢，他忍不住流泪了。“我是盲人，我知道，他们将来会有多难。”因此即便自己不宽裕，王四一也给灾区捐了200元钱。